17：24，71%！如果我告诉你，这是全国最顶尖的学府北京大学在某地高考招生中获得加分的人数比例，你会不会感到异常的骇异、痛苦和震惊？然而你必须接受，这就是事实。今年，重庆文科高考状元（裸分）何川洋违规加分事件正在牵出越来越多的内幕新闻，最新的报道显示：



去年北大在重庆招录的24名文科考生中，就有17名是获得了加分的。今年的状元何川洋引爆的对重庆高考加分内幕的空前关注，不能算作一次偶然事件。（7月6日《新京报》）



虽然我们对局部问题不能无限推论为全局问题，但是，联想到各地各种各样的高考加分政策，比如不久前曝光的浙江绍兴一中19名参加航模测试的考生中（航模测试几乎人人得高分），13名都是当地高官子女，其余6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教师子弟，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高考加分政策已经成为非官即商的“很有办法”的权贵子弟的特权。



更严峻的问题是，在层出不穷的加分政策下，真正的优秀学子正在被迅速排挤在名校之外；而像北大这样的内地名校录取的加分考生比例过高的问题，也绝不可能仅仅局限于重庆一时一地。它具有相当的“广域性”和普遍性。报道显示，巫山县去年的高考文科状元龚余在全重庆排名第六，却在各种加分轮番上阵的逼压之后迅速滑落到第27名，与梦想中的北大失之交臂；去年的重庆文科状元刘超然也因为加分者太多，差点与北大擦肩而过。多亏了北大最后“扩招”，在重庆临时增加了4个文科招生计划。对此，北大重庆招生组负责人对媒体的表态是：增设机动名额的原因是优秀生太多……



在这种优秀生源被不断排挤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断言：国内一些一流著名高校正在成为权贵子弟的“冒险家的乐园”，也正在因优秀生源的流失而迅速向“二流化方向”堕落。三年前，旅美学者薛涌博士抛出了“香港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为二流”的观点，引发舆论的热烈讨论。如今看来，不需要香港高校，内地高考加分政策自己就可以把我国著名高校扫为二流。表面上北大清华状元云集，实际上不知有多少状元甚至各省区前十名是不靠加分上去的。而真正的状元们及其他优秀学子却沦落成泥碾作尘，从此不知云归处！



今天，为何川洋不被北大录取而愤怒的人们，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历史上有很多真正的状元及其他优秀学子被高考加分政策埋没而转向对加分政策本身的愤怒？



我们常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是打破阶层世袭、实现底层上升的基本途径。但现行加分政策正在严重破坏这种公平。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为了公平的不公平”， 是“反歧视的歧视”，比如对少数民族考生、军警烈士子女等的加分，可以说和是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本质上是为了弥补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落后的现实。但历史的经验证明，几乎每一项制度实行一段时间后，都由维护社会公平的机制异化为权贵阶层实现特权的工具，政策的制定每每随心所欲地为他们自己的直接利益服务。从已有经验看，过去的各项高考加分政策，不论是优秀运动员加分，还是少数民族子女加分，还是科技与艺术特长加分，还是军烈士子女加分，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权贵子弟探囊取物的对象！



在此过程中，不仅无权无势的优秀学子成为牺牲品，就连那些貌似高不可攀的全国一流高校也成为牺牲品！



面对愈演愈烈、越来越不公的加分乱象，是到了彻底改革甚至废除高考加分政策的时候了！在当前连少数民族加分也名不副实的现实情境下，连最需保留的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也应该取消。从长远看，只要实施大学按考生比例招生的真正公平合理的高校招生政策，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完全可以取消。因为现在的招生政策，本质上是招生名额极不公正地向大城市、向高校所在地大幅度倾斜，少数民族加分这种小倾斜，即使严格执行不给权贵们任何空子可钻，也根本扭转不了前者的大倾斜。更何况它和其他加分政策一样，早已成为“非官即商”权贵们的盘中美餐。



现行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家教育部门统一制定、由合国各大学统一执行的高考加分政策，也暴露出大学教育招生自主权的旁落。从长远看，真正的高考加分权力应该回归高校，不该有统一、不变的标准，而是在一定统考分数的基础上，由大学自由竞争、自由择优录取，而考生，也可以同时报考多所高校，“择优取校”。